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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理想以后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使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历史、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社会实践发生实质性关系，使这一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理想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实践而实现内在化，不断探索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回顾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过程，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新时期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新路径。

大致来看，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重大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通过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关系的历史化、过程化，使之成为引导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未来前景，并由此确定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起点和必经历史阶段。

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符合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消除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特殊论”和“例外论”等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障碍，证明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理想的正确性及其对于把握和阐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确定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起点和必经历史阶段。换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不断认识和解决这样两个密切相关的根本问题：一是说明和论证中国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理想的理由和根据，包括必要性、可能性、必然性、合理性和历史条件等；一是阐明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包括历史起点和必经历史阶段等问题。认识和解决前一个问题是认识和解决后一个问题的基本前提。

第二个步骤是把共产主义理想具体地落实在中国社会实践活动中，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问题。要将高远的共产主义理想与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仅靠两者关系的历史化和过程化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之目标化、层次化，即通过区分最高理想与共同理想或现阶段奋斗目标，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具体化为最高理想与共同理想、共同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结构，并由此落实到当前中国社会实践中，成为中国社会现实和实践的能动因素。其中心任务是，正确确立和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或共同理想，立足当下，放眼长远，由近及远，远近结合，近以实现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为“的”，远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期，不断探索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

归根到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在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巨大的历史性距离及其导致的社会冲突、思想困惑和心理紧张。显然，正确的出路不是放弃理想，陷入渺茫境地；也不是无视现实，为主观愿望所左右，陷入历史幻觉；而是叩其两端而自忖，科学估量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历史距离，将两者冲突所导致的历史性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这意味着要不断探索从落后的社会现实到高远的社会理想之间一系列必经历史阶段，不断筹划、确立和实现一系列相互衔接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形成一种理想与现实得以良性互动的张力结构 （包括能够使理想与现实良性互动、双向转化的思想结构和社会结构），充分发挥理想与现实各自的优势和力量以生成具有创造性、综合性的实践力量，把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巨大的历史性距离转化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价值取向、行动程序、动力机制和自我调节机制，从而在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征途中，既能不断彰显其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中国特色”和“民族性格”，又能不断展示其共产主义理想的“普遍性品格”和“世界历史意义”，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和推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思想阐明了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阐明了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各自所处的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前后相继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经历史阶段及其奋斗目标，成功地将共产主义理想根植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和中国社会实践过程，成功地实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关系的内在化，使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能动因素和未来前景。